摘要:过份的监察会令挢枉过正的风气出现。当身边每个人都是资讯「生产者」的时候,就会形成一种如传柯所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(Panopticism),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无视无刻都在不同的凝视底下,想像自己的一举一动随时会被人放上网,担心自己会成为受监视的主体并被「修正行为」──即使事实上并没有人在监看。
2013年,美国芝加哥太阳报(Chicago Sun-Times)一次性解雇公司的摄影记者,并仅以「自由摄影师」身份合作,事件引起当地摄影界及新闻界注意。问题是,他们没有了摄影记耆,那么由谁去拍摄新闻呢?答案是──其他的记者。

他们指出,因为行业变化得快,而现时的观众群追求更多「影片」和其他与网络相关的多媒体资讯,故此影像部门需要「重组」,公司将以网络视频为转型目标。

随着智能手机的摄影技术不断的提升,手机拍摄的图片与视像已经能满足报纸,甚至网站的新闻需求。未来的新闻媒体,在遇到突发事件时,将会先采用由社交网站用户利用手机拍摄的图片与视频,随后则依赖专业通讯社或者文字记者的手机写成新闻内容,换句说话说──媒体或将不再需要摄影记者。

媒体的环境也在随着数码网络而迅速改变。在现今被称为Web2.0网络世界里,人与人互动的网络、社交平台网站等新的资讯媒体,令原本的资讯网「使用者」变成了资讯网的「生产者」。他们将最新发生的事件的影像或录像即时地放上网络,人人都可以成为资讯生产者,而这种「媒体民主化」正向着旧有的媒体体制提出挑战。

今时今日,网路使用者可以轻松地在资讯网上制作、修改或发布影像录像。他们可以将内容和影像公开上传到网站、论坛或网上新闻平台,让其他成千上万的使用者得悉该项消息。而其他人亦并非只从远方接收消息,他们在瞬息万变并和切身的环境中,同时也以「积极再生产者」的身分参与其中,扮演着关键的讯息散布者的角色。
事实上,不少的媒体平台日渐开始采用网民提供的影像和录像,将即时的消息变成突发新闻。大家身边的FACEBOOK、微讯、微博等等也是这样的一个平台,让大家变成一个「目击者」,成为网络的「记者」。

以往的大众传统媒体,因要顾及其生存空间的问题,必须向政治或企业靠拢,产生单一意识形态的新闻资讯。而以上「全民皆记」的现象,可令大家摆脱这种新闻资讯,并接触到更多及更全面的社会资讯。
此外,「全民皆记」的现象亦种监察的作用,因为即时影像和录像成了有力的在场证据,方便政府进行监察,甚或协助警方破案。以2013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为例,美国联邦调查局利用电脑样貌识别系统,并透过发布大量的闭路电视影像和当日参与者在活动中拍下的照片,与网民互动地发起「人肉搜寻」。结果,警方在爆炸案发生后仅仅数天就确认了疑犯身分,进行搜捕,并成功拘捕其中一个犯人。

然而,这种媒体资讯的「民主化」,可谓是一把双刃剑。

摄影记者的价值不止于单单用手按一下快门,记录性地拍摄现场。他们具有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和道德判断,并培养了敏锐的新闻触觉,这都是我们人人手握一机也无法代替的。
而当媒体权力落入大众手中时,大众有机会受刻板印象影响,在网路上过度监察,出现所谓的网上欺凌(Cyber​​-bullying)。

网上欺凌,又称为「网路欺凌」或「网络暴力」,是指以人们以非理性角度,对他人在网路上作出「非白即黑」的批判。他们并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等网络传播技术,以侮辱性言词、文字、图片等形式,意图精神上折磨、威胁、伤害、骚扰或羞辱他人,进而达到「网络审判」的目的。这种网络公审,由大众集体的看法和集体意识去决定哪些行为是「白」,哪些是「黑」。问题是,大众的集体意识的标准并不统一和不一定正确,这只会在社会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和导致更多社会问题。

英国林肯大学有研究指,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,会受双方身处的实际距离所影响,双方距离愈远,愈容易表现得不礼貌。一般来说,人们见面时即使意见不合,也会礼貌地反驳讨论;但在网上则可能变成无情​​批评。不少人平日遇到看不过眼的人或事未必站出来,但在匿名或隐藏了真正身份的网络平台上,他们不止变得热心起来,留言也不留情面;平常不会在面对面时说的话,在网上则毫无保留--这亦是令网络审判有更大杀伤力的原因之一。现今大众轻易地便将照片或消息发布到互联网或社交平台去,而其他没有求真和怀疑心态的网民,不论照片或消息孰真孰假,只会人云亦云,人骂我骂。香港早前就曾经出现「起错底」的失控网络公审,令受害者身心受创,对其造成心理精神压力。

再者,大众由原本的资讯网「阅听者」变成了资讯网的「生产者」,但所生产的资讯是由社会意识形态所催生的。这种资讯会形成一种支持该意识形态的「证据」。举例说,香港人近年将居民环境挤迫、楼价过高、物价上涨等问题统统都归咎于「自由行」(内地旅客),不少大陆游客来港都被讽为「蝗虫」。基于这种反自游行的意识形态,香港人每当发现身边某些少数大陆游客的恶行,便会拍下影像或录像,再将「蝗虫罪行片/照」放上​​社交平台「分享」。然后,其他的网络「阅听者」有机会成为下个「生产者」,同样拿起手机拍下某些少数大陆游客的恶行。久而久之,每每有人在地铁上睡觉、小朋友在街上尿尿,大众就会不加思索地认为他们定必是「蝗虫」。这种行为不单令中港问题简单化,还加深其他网络「阅听者」对大陆游客的刻版或负面的印象,更深化了问题的矛盾,造成恶性循环。近日炒得火热的有关大陆游客当街便溺惹中港冲突,大陆网民其后吁杯葛香港游,正正是由这种影像所引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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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,过份的监察会令挢枉过正的风气出现。当身边每个人都是资讯「生产者」的时候,就会形成一种如传柯(大陸譯名:米歇尔·福柯)(英文:Michel Foucault)所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(Panopticism),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无视无刻都在不同的凝视底下,想像自己的一举一动随时会被人放上网,担心自己会成为受监视的主体并被「修正行为」──即使事实上并没有人在监看。结果,人们会过度管制自己的行为,从而处于一种紧张状态。例如,近年不少年轻人因不愿意让坐给老人家而被其他人拍下影像,放上网遭「公审」,但我们很难从照片中得悉,年轻人可能比老人家更需要座位。笔者上月就算扭伤了脚,也不敢随便在地铁里坐着,生怕有一天自己会成为「网络名人」,被「人肉搜寻」或「公审」。

互联网的群众力量巨大,不少好人好事也是透过网上力量发扬光大,这为其好处之一;但这股力量若走错方向,亦会带来危险,对他人造成极大伤害。而这把双刃剑,就看大家怎样用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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